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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在上海市虹口区四川北路的精武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体育团体，也是运作得最为成功、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深远的。当年的精武门今年已经迈入第102岁，意图重振百年精武雄风的精武会馆即将在2月底重新开放，霍元甲先生的半身塑像摆放在精武会大堂，而他将见证精武会的又一次华丽转身。
精武会馆2月底再度开放
1910年，晚清宣统年间，上海的空气里还残留着寒冬的清冷，42岁的天津武师霍元甲和徒弟刘振声一起来到上海。他留着长辫，灰土布短衣、布鞋，一副“北方土佬”的装束。此行霍元甲是受农劲荪、陈其美、陈铁笙和陈公哲等几位同盟会成员的聘请，南下挑战英国大力士奥皮音。
1911年，霍元甲在上海安顿下来，并创办了精武体操会。在霍元甲病逝之后，创办人之一陈公哲接过精武，正式改名为：精武体育会。精武体育会的社会化运作由此开始，成立了董事会，设立部门分配工作，聘任教员；确定了会徽、会旗、服制——陈公哲不仅亲手绘制了会徽，还制定了精武会训和规范会员行为准则的“精武式”。精武会是中国现代史上第一个体育团体，也是运作得最为成功、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最深远的。
翻开精武会那时的教练名单，那是一份聚集了民国武林大腕的名册：达摩剑赵连和、吴氏太极拳吴鉴泉、杨氏太极拳傅钟文、摔跤教练佟正义、螳螂拳宗师罗光玉、鹰爪拳宗师陈子正。自此开始，精武走上了一条博采众长之路，以聚集全国武术名家为目的，而不限于一家一派。日后，陈公哲在《精武会五十年》中表达了自己当年对精武的冀望：“发展于全民，乃至于国际性能。”
民国时期的武林，武师们行走在名流和社会底层之间。对下，有着威慑民间的作用，稳定治安；对上，他们出入城市里最顶尖的聚会，和齐白石、梅兰芳一样，是城市里的“角”和政客要人的座上宾。随着历史变迁，当年的精武在今年已经迈入第102岁，意图重振百年精武雄风的精武会馆即将在2月底重新开放。
武术本是中华民族“根性”
上世纪初前后，一批批武师像霍元甲这样离开生长和练拳的地方，来到上海闯荡搏世界。早霍元甲60年，另一个年轻武师马永贞从山东南下。据《上海体育史》记载，马永贞是第一个把查拳带到上海的人。这门创建于明代的功夫讲究“行如风，站如钉”。等到日后查拳名家杨鸿修在上海正式传播查拳，已是70年之后的事情。
在硬派武侠作家、电影《一代宗师》的编剧徐浩峰的眼里，清末民初甚至是中国武术最好的时代。那时候，一方面维新和革命的呼声从清庭的内外部一起发起冲击，大厦将倾，清朝政府对民间此起彼伏的革命组织、反清复明组织、打着体育旗号的革命组织、真正的体育组织，失去了判断和制约的能力，武林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发展空间，以至于武术流派前所未有地林立，不同风格的拳术、器械技艺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和丰富。另一方面，梁启超、孙中山等有识之士意识到从宋代文武分流以来，中国人民族根性的变化，少了唐人的利落，多了纠缠。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民族性一定要文武合流。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武术前所未有地进入公众视线，人人向武，武术家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缺少军队支持的梁启超捡了一条命，他大力提倡尚武精神，在《中华之武士道》这本书里列举了71种历史上的尚武典范，并告诉民众，这些就是尚武精神的所在，也是解救当世中国危难，振奋国民精神的良药。“若国人皆如此，何惧强人来袭，又怎会被人笑为‘不武之民族’！”
在时势的推动下，一个个武林名师主动投入时代的洪流，而不是像以前白胡子师傅所教导的，功夫不可轻易显露。在有识之士的推动下，民国武术界也找到规模化发展的途径和影响深远的传播方式。首先，武术教育获得了法定的传播地位，从明清的地下走到地上。1915年4月，民国教育部颁布条令：“各学校应添授中国旧有武技”，武术正式进入学校教育。其次，一部分思想开明的武术家把自己的绝技影印成书籍，大方传播，比较著名的有陈鑫的《陈氏太极拳图说》、孙禄堂的《八卦拳学》、杨澄甫的《太极拳体用全书》，以及姜容樵的《秘宗拳》、《青萍剑》等。这在以前是完全不可想像的。第三，众多名师在全国牵头成立了不下百家武术社团，每家旗下少则百人，多则千人、万人。当时政府甚至出台政策鼓励民间兴办体育会，可以享受和教育会同等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