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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族领主经济的主要特征是旗地国有以及农奴主对农奴的役使，它的瓦解相应表现为旗地的私有化与生产者身份的转变。二者都是通过旗地土地买卖关系与租佃关系相辅相成的发展实现的。一般旗地的地主经济因素从入关开始时迅速壮大，康熙末年，已成为普遍的经济形态。
旗地买卖关系。旗地是满族统治者分配给旗人的份地，只赋予占有权和使用权，而没有所有权。因此在入关伊始便规定：旗地不准越旗交易和私售与民，违者以盗卖官田论罪。但普通旗人所得地亩本来有限，频年出征不能用力于畎亩，地多荒芜，加之天灾人祸的袭击，经济地位极不稳定，于是从康熙初年便出现了八旗人丁典卖旗地的事件。
1670年（康熙九年）康熙帝颁行谕旨：“官员甲兵地亩，不许越旗交易；其甲丁本身种地，不许全卖”。④这表明，同一旗分旗人互相买卖土地使旗地合法化。土地买卖，是实现所有权的重要手段。
由于旗地本不准买卖，所以清朝在入关以后并没有像对待民地那样，建立管理土地交易的税契制度。康熙以后，旗地典当活动愈演愈烈①，私家交易形成大量白契，日积月累，交易双方经常为土地的归属与权益问题互相构讼，给清政府实行旗地管理带来越来越多的麻烦。1723年（雍正元年），清政府正式建立旗地买卖的税契制度，规定从此以后旗人典卖房地，必须到八旗左、有翼收税监督处领取印契（又称红契，即官方颁给的财产转让证件，主要有地契和房契）；凡实买实卖者照民间例纳税（按买卖价银的3％取税）；至于典卖旗地亦准予纳税，年满取赎时将原印契送两翼监督验看销案。②对买卖土地进行税契，历来是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保证，同时也是土地买卖合法化的重要标志，因为只有当旗人土地私有权得到清廷事实上认可以后，才可能建立这种制度。于是，不准越旗交易的禁令便成为一纸具文。
1758年（乾隆二十三年），清廷不得不面对现实，宣布准许旗人不拘旗分买卖土地③。从此，不同旗分旗人间土地买卖不受任何限制。当时，旗民不准交易的禁令虽然没有撤销，但已不是对旗地私有权的约束，而是作为满族地主兼并旗地的一个保障。
实际上，早在康熙年间，畿辅地方汉族地主就开始兼并旗地。由于有旗民不准交产的禁令，所以这种买卖多半是在“典”的形式下进行的。“典”是一种只让渡使用权，但保留所有权及回赎权的财产交易形式。因为民人典买旗地时所定回赎期限很长，显然等于变相的买卖行为。正如当时人指出的：“名曰老典，其实与卖无二。”④乾隆初年，畿辅地方的民典旗地已不下数百万亩，典地民人不下数十万户，普通旗人手中的土地相当一部分已落人民人之手。在关外，旗地典卖事件也层出不穷，1673年（乾隆十二年）四月，盛京将军达尔当阿提到，奉天旗人将旗地“以五六十年乃至一百年为期，写立文契，典与民人耕种”⑤。到乾隆中期，奉天民典旗地已达12万余晌。⑥因此，无论就旗人内部还是旗民之间来考察，旗地买卖关系在乾隆年间均达到非常发达的地步。
旗地租佃关系。清朝进关以后，下层旗人因不具备农奴制的生产关系，纷纷改行封建租佃制，但就旗地庄园看，农奴制生产关系占据主导地位。当时对旗地的提法一般是设立庄头，拨丁耕种当差，“满洲藉家仆资生”，大体反映了旗地经营方式的状况。旗地租佃关系与买卖关系的发展，不断削弱了领主经济对土地生产者的人身束缚，使旗地的主要生产者由农奴转变为佃户。康熙年间禁止圈地和逼民投充以后，旗地上的农奴“赎身者颇多”。“资佃耕种，收取租息”已成为畿辅地方旗地经营的主导形式⑦。关外奉天地方旗人，原先“俱各力田躬耕，以资生计”，到这时也是“本身自种者少，雇民佃种者多”⑧。从此，关内外的满族地主，都是招佃收租和雇工耕种，役使农奴的现象几近绝迹。同时，清朝回赎的大片民典旗地，都是招佃收租，再没有设置重新分配给旗人。到乾隆年间，一般旗地的地主经济已经日益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