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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自发建设的谢灵运纪念馆。
祭拜。 每年农历七月廿三，临川素有“抬康公菩萨”的习俗，这一习俗就是为了纪念南朝诗人谢灵运在临川为官时为民办实事而兴起的、集民间祭拜和商贸活动为一体的民俗集会。
由于每年抬“康公菩萨”出来游行时，吸引了周围许多百姓前来瞻仰祭拜，商贩们便从中看到了商机，于是便在这一天到寺庙的周围摆摊设点，进行商品交易，生意十分红火，因此形成了“康公庙会”。这种民间祭拜和商业贸易相结合的民俗集会，从古至今一直延续了1600多年，这在我国极为罕见。目前，我市文化部门正在将这个民间活动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爱办实事的诗人内史
谢灵运（公元385年至公元433年），祖籍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生于会稽始宁（今浙江上虞）。出身东晋大族，少年好学、博览群书的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诗人，南北朝时代与陆机齐名，也是见诸史册的第一位大旅行家。东晋时其祖父谢玄在“淝水之战”中，以少胜多，立下赫赫战功，封康乐公。公元393年，谢灵运8岁时袭承康乐公。南朝刘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420年）刘裕取晋立宋国后，降谢灵运的封爵为康乐候，初为散骑常侍，转为太子左卫率，永初三年（公元422年）降为永嘉太守。刘宋文帝元嘉三年（公元426年），文帝刘义隆征谢灵运为秘书监，还被指定撰修晋史。元嘉八年（公元431年），宋文帝又让谢灵运出任临川内史。
谢灵运出身名门，兼负才华，但仕途坎坷。为了摆脱自己的政治烦恼，谢灵运常常放情山水，并善于用富艳精工的语言记叙游赏经历、描绘自然景物，多有形象鲜明、意境优美的佳句。他的诗文大都是一半写景，一半谈玄，仍带有玄言诗的尾巴。尽管如此，谢灵运以他的创作极大地丰富和开拓了诗的境界，使山水的描写从玄言诗中独立了出来，从而扭转了东晋以来的玄言诗风，确立了山水诗的地位。从此山水诗成为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流派，对后来唐代的诗歌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对于自己的才华，谢灵运曾说过一句很狂妄的话：“天下才共一石（即十斗），子建（即曹植）独占八斗，吾占一斗，天下才共分一斗。”
谢灵运虽热衷游山玩水、作诗题赋外，但更牢记自己作为一名官员的使命，勤政亲民、体恤百姓。上任伊始，谢灵运来到城外沿河一带（含洋洲、孝桥）游玩，看到那里地势平坦、土地肥沃、庄稼茂盛，感觉这一带应该是富庶的“鱼米之乡”。当他进入一个村子时，却发现房屋低矮，村民们个个面黄饥瘦，衣裳褴褛，感到非常奇怪，于是向一老人打听。原来这里的百姓以种田栽菜为生，当时的水利设施十分简陋甚至缺乏，一年温饱全靠老天爷恩赐。连日不雨则大旱，连日降雨则大涝。百姓经常是辛苦一年颗粒无收，一遇大灾便家破人亡、四处逃荒。谢灵运在积极救济贫困百姓的同时，实地勘察地形和广泛听取群众意见，之后决定挖掘蓄水湖、兴修中洲围，大规模兴建水利工程。谢灵运除做好组织领导工作外，无论刮风下雨，都坚持来到修堤现场，亲自挑土铲土。中洲围竣工的那天正好是农历七月廿三，百姓们家家杀猪摆席设宴，鸣放鞭炮以示庆祝。各项工程建成后，城外的旱灾和洪涝灾害大为减少，农作物年年丰收。
两年后，谢灵运调到广州任职，出身贵族的他经常利用诗发牢骚，并怀有政治野心，引起出身比较卑微但掌握了政权的刘裕王族的不满，最后以谋反罪被杀。
延续1600多年的康公庙会
谢灵运遇害后，临川百姓为了纪念他的恩德，便在孝桥中洲梓子树下兴建了一座祠堂，祠堂里塑了谢灵运的像。因为谢灵运曾经袭封康公，所以称为谢康乐祠，也称“康公庙”，人们把他的塑像称为“康公菩萨”。每逢农历七月廿三，临川的百姓都要把“康公菩萨”从庙里抬出，走村串坊、穿街过巷，供人瞻仰，附近的百姓都顶礼膜拜，同时也祈求风调雨顺、无灾无难。由于每年抬“康公菩萨”出来游行时，吸引了周围许多百姓前来瞻仰祭拜，商贩们便从中看到了商机，于是到那天便在寺庙的周围摆摊设点，进行商品交易，生意十分红火，因此形成了“康公庙会”。这种民间祭拜和商业贸易相结合的民俗集会，至今一直延续了1600多年，这在我国极为罕见。
谢康乐祠和七月廿三祭拜康公的活动一直延续到宋朝。由于活动的迷信色彩日益浓重，巫婆神汉借机敲诈勒索乡民，再加上贸易活动缺乏规范管理，时常发生一些纠纷，致使官府多次勒令禁止，谢康乐祠在宋朝便已破废。《临川县志》卷十五坛庙一章记载：“谢康乐祠，在府治内，宋废。”可见在宋朝以前，谢康乐祠一直受到人们的祭拜。
谢康乐祠被废以后，民间百姓对谢灵运的崇拜和祭祀活动一直没有停止。若干年后，城外百姓自发集资捐款重修谢康乐祠，经过整顿后的“康公庙会”比之前更繁盛，百姓们抬着“康公菩萨”到各村各堡游行后，七月廿三这一天又把“康公菩萨”抬进县城（今抚州城区），当时的官员出于对谢灵运的敬仰，也亲到塑像前祭拜凭吊。随着“康公菩萨”抬进城，民间的贸易活动也由在寺庙的周围摆摊设点发展到进城开店摆摊，前来祭拜、购物、观光的人们络绎不绝，十分热闹。由于“康公庙会”的影响不断扩大，城里的贸易不断增长，由此也吸引了湖北、浙江、安徽、福建等附近数省的商人在七月廿三前后赶来临川开展贸易活动，其影响还远传至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此后的庙会，外地的商人、游客众多，本地百姓成千上万涌进城里，街道摊点无数、店铺林立，商品十分丰富、交易非常繁忙。连续四五天，城里都是人山人海，非常热闹。“康公庙会”已经由最初的祭拜活动演变成以物资交流、商品贸易为主要内容的大型物资贸易集会。
民国时期，“康公庙会”仍然十分盛行。每年的七月廿三，成千上万的人涌进城里，祭拜康公、购买时新物品，或凑个热闹。解放以后，“康公庙会”延续下来，繁盛程度不亚于民国时期，但在“文革”期间也曾被禁止。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城外百姓自发捐款重修“康公庙”，当时在文化等相关部门的支持下得以重修，然而规模远不如前，商贸活动也仅局限在寺庙的周围，前来祭拜、集会的人也很少。
期待入选“非遗”
古时有“北边祭孔、南方祭康”之说，证明“康公庙会”古时就有深远的影响。上世纪90年代，时任北京文化旅游资源研究所的石建国所长曾到临川考察，对“康公庙会”这种民俗集会极其推崇，称这是一项巨大的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很高的开发价值。据临川区第一文化馆馆长杨云介绍，我市文化部门目前正在将这一民间活动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康公庙会”迄今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是民间祭拜与商业贸易相结合的民俗集会，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这种民间祭拜的民俗文化活动一直与商业贸易紧密结合，形成了商品贸易和物资交流的大型商业集会，对推动当地的商品贸易和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然而，由于这种民间集会缺乏规范的组织和管理，使得“康公庙会”的民间祭拜活动传统文化内涵日益减少或流失，商业贸易活动受到限制，庙会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越来越小。因此，保护和正确有序地传承这一民俗文化产物在今天具有十分迫切且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精神文化需求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日益增长的今天，人们不断创造“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方式以推动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而挖掘、传承优秀的民族民俗文化为经济发展服务却往往被人漠视或遗忘，这实为对古人的不敬。人类历史文化发展到今天，就是因为许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因此，“康公庙会”作为历史悠久、自古以来影响深远的民俗文化现象，理应得到今人的重视和保护，并将它正确地、规范地、完整地传承下去，使它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子孙后代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
“康公庙会”一直是民间自发的民俗活动，由于缺乏正确引导，如今每年的“康公庙会”虽然如期开展，然而其活动力、影响力和市场的购买力已大大削弱，对地方经济发展的贡献也越来越小。杨馆长说，如不及时加以挖掘、保护和正确地传承，这一丰厚的民俗传统文化资源很可能将在历史长河中消失殆尽。我们期待这一传承了1600多年的民间活动能够入选“非遗”，以便得到更好保护，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