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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周时期，阆中境内为巴人居住区，人们狩猎耕作，镖勇尚武，喜习歌舞，其风俗与中原多异。《华阳国志·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又载：“其民质直好义，土风敦厚，有先民之流”。
公元前314年，秦灭巴后置巴郡，推行秦制，并迁“秦民万家”入巴蜀。随着农业的发展和手工业、商业的繁荣，加之关中文化的影响，境内民俗亦发生变化。
秦亡后，楚汉相争，境内宗民继承先人传统，天性劲勇，贯于征战，曾助刘邦“诳楚安汉”、“还定三秦”。
西汉以后，好学之风日盛，境内文臣武将、文学、天文学等方面人才辈出，并逐渐脱出“蛮夷”之俗。
唐宋以来，中央集权制不断加强，兴科举，重人文，境内多出状元、宰相、士大夫，民风淳朴勤劳。杜甫叹其巴蜀民俗：“喜见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明代诗人黄辉概括民风：其君子文而质，兼汉代经术节义之良；其野人朴而忱，类上世葛天无怀之盛。”
明末清初，张献忠率军征战四川、清兵南下入川、吴三桂反清起兵，战乱频繁，“川民遭劫，百里之内，杳无人居”，人口大减。清康熙起，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广东、福建等地徙民填川，先后入境定居，带来各地不同习俗，形成“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的特殊现象。
清中叶以后，各省移民后裔相互交流和影响，并与本地土著人习俗渗透融合，民俗渐趋一致，形成具有南充乡土特色的民风民俗。鸦片战争后，西方宗教传入，部分教徒婚姻等礼俗趋从西方。
民国时期，废科举、兴学堂、剪长辫、放裹脚，改行公历，增加新节，倡导“新生活运动”，民风民俗有不少改变。但因长期受封建宗法伦理观念的影响，加之文化落后，交通闭塞，经济发展缓慢，人民生活贫困，以致民俗仍以古朴、勤俭、忠厚、守旧、愚昧为主要特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经过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生产关系发生根本变革，人们的思想观念和风俗也随之发生变化。破除封建迷信，提倡新事新办，旧有的陈规陋习得以清除，娼、匪、丐、毒等社会现象荡然无存。
“文化大革命”中，在破“四旧”的口号下，旧有民俗受到强烈冲击，许多民俗现象一度中断，连民间最热闹喜庆的过年，也被所谓“革命化春节”所取代。
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倡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展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外交流日益增多，全市经济及各项社会事业快速发展，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民风民俗发生明显变化。传统的优良习俗得以恢复，封建迷信、赌博、卖淫嫖娼和婚嫁、丧葬、祭祀等活动中的旧风俗亦有抬头。现代西方文明也逐渐浸染本地民俗，西服、西餐、酒吧、咖啡厅等开始风行，甚至情人节、愚人节、圣诞节等西方节日，也在城市部分人特别是青年人中时兴。
1995年以来，全市经济建设及社会事业取得辉煌成就，随着交通、电讯、计算机、网络、广播电视的快速发展，阆中逐渐跟上信息社会的步伐。人们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常受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影响，社交礼仪、婚丧喜庆、语言词汇和衣、食、住、行等习俗发生深刻变化，丰富多彩的现代生活方式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健康、文明、进步的新民俗逐步形成。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中，阆中人民以特有的朴实勤劳和聪明睿智，不断创造出可歌可泣的业绩，推动南充经济社会不断向前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