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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江口市官山镇西河村，位于武当山后山，在村里一座小山的半山腰间，有两眼形状规整的窑洞，隐约留有人工痕迹，相距约百米，皆掩藏于灌木草丛之中。其中大一些的高约80公分，宽50公分，深2米左右，窑中潮湿无物，开凿年代不详。
湖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刘守华，对这一民俗遗址进行了实地考察，爬进洞里一看，只见洞口开凿得方方正正，洞内平平整整。里面刚好可容一人，可以躺下也可以蹲着。另一口寄死窑洞口大小相同，只是明显要长一些。
此前，据湖北汽车工业学院考察的学生说，当时他们曾经在洞中躺下测量，刚好有一个大个子的身材那么长。
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两口窑洞一个给男人用，一个给女人用。西河村胡书记介绍说：类似的寄死窑，在该村及邻近的“民歌村”吕家河村共有二十多处，整个官山镇发现了大约四十多眼古时遗留下来的“寄死窑”。
人过六十便送入窑中
关于这些窑洞的具体年代当地村民也都一时说不上来，他们都称该石洞为“寄死窑”，说是古时候让老人们告别人世的地方。两眼窑洞为“一对”，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些窑洞及其与窑洞有关的故事，也晓得它们是做什么用的。
胡书记说，一些关于寄死窑的传说，这里的人家喻户晓。大人小孩都听过《斗鼠记》的故事，所以都懂得要孝敬老人。在随便走进一户村民的家里，一位已经84岁的老太婆，提起寄死窑，便兴致勃勃地讲起“斗鼠”的故事来，最后说：“可见老人还有一点用!”说到有关风俗，她说：进窑的老人，家里只送三天饭就不管了。等老人死去再将尸体弄出来安葬。所以在“寄死窑”中不像其他墓地可以发现遗骨遗骸。在回答这些窑洞是什么时候挖掘的事时，她说这是很古很古的事了，但自从有了“斗鼠”的故事就不兴这样了。胡书记插话，“听说这是唐朝以前的风俗。”当被问到她的生活过得怎么样时，她说：“过得很好，儿孙们很讲孝心。”可见故事的流传，对教育村民敬老养老起了积极的作用。
亚洲流传着老人是“宝”的故事
那位84岁的老太婆所说的《斗鼠记》是与这些寄死窑遗址有关的一个故事，传说大意是说在古时，麇国有个规矩，“老人无用”，凡是上了60岁的老人，都要被送到偏远的“寄死窑”里去，家人送饭三天后便不得再管，最终让其冻饿而死，谁也不能违抗这个规矩。
一年，某外国使臣携一硕大如黄牛的“犀鼠”欲同麇国斗鼠，败者向对方称臣纳贡。王公尝试了所有的办法，放出凶猛的老虎亦不敌挑战者，举国上下不安。一位农民不忍心送年迈的父亲去寄死窑里受罪，偷偷将老人养在家里。说及斗鼠事，老人告诉儿子：“鼠惧猫，如将一猫养至十三斤半，放出即可击败犀鼠。”此农民听后立刻报告王公，照此办理，果然无敌获胜。这个农民受嘉奖时说出是自己年过六十的父亲献的计策，国王听后认识到“老人是个宝”，于是下令废除了弃老于寄死窑的规矩。
从80年代初就追踪研究这一传说的刘守华说，这个关于老人以智慧化解国家难题，从而使尊敬孝养老人的习俗得以确立和普及的类型故事，不仅广泛流传于我国很多地区，印度、日本、朝鲜、印尼等亚洲国家也均有同类传说。由印度流传到我国的汉译佛经《杂宝藏经》中有《弃老国缘》的故事，在日本有《弃老山》、《年高智不衰》的传说。这些故事的情节虽是虚构的，故事中的“难题”也并不一样，但是由老人用智慧化解难题，从而使举国上下认识到“老人有用”，并将“弃老于野”的野蛮习俗转变为“敬老养老”风尚的主题却是一致的。而首次在湖北发现的寄死窑遗址，不仅使这个至今仍有道德伦理教化作用的故事获得了“传说核”，也为研究人类社会风尚和丧葬习俗的演进提供了有重要价值的实证材料。
“弃老”的习俗确曾存在
如果说《斗鼠记》的类型故事是保存在口头文学中对于过去社会历史的一种记忆，那么，至今尚存的寄死窑遗址恰与口头传说相印证，有力地证实了“弃老”习俗的存在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华中师范大学民间文学研究所的专家认为，《斗鼠记》的故事在我国汉族地区迄今发现了十多种异文版本，它的广泛流传和寄死窑遗址的大量发现，说明“弃老”的野蛮习俗在中国古代确实流行过。它的存在是由古代极低下的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原始社会的人们为求生存需作极艰苦的努力，维持自身生存才能保证族群延续，为此，人们往往“顾生不顾死”，不得不把丧失谋生能力的长者“弃老于野”，或送进“寄死窑”令其自毙。这当然是很残酷野蛮的习俗，但比起更早的野蛮时代的“食人之风”来，应当说是人类文明的一种进步。而且，这种习俗在当时不仅不悖情理，在食物匮乏、生存条件极端恶劣的原始社会，“杀死非生产的成员对社会来说是一种合乎道德的责任。”(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
弃老的主要原因
根据有关资料推断，造成弃老习俗的原因大概有三：在渔猎和采集时代，首先由于生产水平低下、食物缺乏是对人类生存的最大威胁，没有剩余产品养活精疲力竭的老人;其次当时社会处于蒙昧状态，人类积累的知识经验很少，老人丧失向大自然索取现成食物的健康体魄后便成了集体的累赘;同时当时人类以氏族为单位，群居野外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供养老人的困难。“问题不在于野蛮人的心理，而在于他们的经济”。当时人们处于那种特殊条件下，并不把这种习俗作为残忍行为来看待。人类学调查资料表明，在原始部落的生存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老人借口衰老了，自己坚持要别人把他杀死”，“这时候死于亲近的人的手中，在他们看来是所有碰到的灾难中最小的灾难”。
但是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平衡，弃老的习俗在各地废除的时间也是不同的，而且某种社会习俗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一经形成，便有了相对稳定性，在赖以形成这种社会习俗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变化之后，它不会立即自动消亡，还会有某些代表人物出来以种种努力来维持这些陈规陋俗，须经过一场严重的斗争方能移风易俗。
“寄死窑”遗址还需进一步考证
刘守华先生说，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有了供养丧失劳动能力的老人的足够食物，人们产生了尊敬孝养父母的观念，驱弃老人便日益显出其野蛮残酷的性质了。同时，由于人类文明的发展，知识和经验逐渐汇集在老人身上，体力衰竭、丧失了劳动能力的老人能以其丰富智慧和经验积累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于是出现了由“老人无用”的旧观念到“家有老，是个宝”的社会意识的转变。大量寄死窑后来被废弃而成为遗迹，便是社会习俗大变革的实证写照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真实反映。
世界舆论指出，亚洲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敬老传统的地区”，在整个亚洲的大家庭中，有着“久负盛名的敬养老人的传统”。在我国，周朝就开始于每年秋分日祭拜“老人星”即寿星;春秋战国时期，老人的智慧在国家政治、军事斗争中大放异彩;汉代由国家出面，给年满70岁的老人赠“鸠杖”以祝其长寿。可见敬老风尚早已确立。但这种习俗并非从来如此，刘先生说，它是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展，经过一场移风易俗的严重斗争才树立起来的。至于这种对待老人习俗的大转变发生在什么年代，学术界至今说法不一。
武当山地区现存的这些寄死窑究竟开凿于何年代?它们是否曾被启用过?又于何年代将其废弃?仍有待于做专门考证。刘先生说，如果能破解这些文化遗迹之谜，或可是研究我国乃至亚洲敬老习俗确立和丧葬习俗演进课题的一把重要钥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