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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斯洛在论及人的需要时把需要分了几个层次，其中一个是爱和归属感。爱这个词比较西洋化，在西方似乎是人生顶重要的一件大事，不过在中国——在传统的中国——却几乎找不到对应的词。中国人讲究的是“伦”，什么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中国人总爱把道德、感情，甚至还有法律都综合到一起，灵活掌握，所以中国人若把这一套综合艺术搞得好了，上可以当圣人，下可以称人精。
归属感也是这样。在西洋，这种归属感泾渭分明，什么基督教堂，天主教堂，动物保护者协会，以及各式各样专门的沙龙，一个萝卜一个坑。中国人却仍是综合到一起，道教的太上老君，佛教的观音菩萨，儒教的孔子，有时还有祖宗的牌位，都可以供到一起。“西方人重分析，中国人重综合”，一点不错。
有归属感了就好比找到了组织，找到组织自然就有了组织生活。重分析的西方人组织生活也极认真，星期天做礼拜，每月几号去什么集会，什么沙龙，议题是什么，对于政治主张不同的，也分别组织政党——顺便说一下，政党是进口的概念，中国传统有朋党无政党，所以近代以来的政党往往有名无实——约定游戏规则，同场竞争。中国人的组织生活则从心所欲，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图的就是那个热乎劲，何必斤斤于懂或不懂，会或不会。以前的组织生活有庙会，社戏之类，现在的则首推麻将。那次在美国时我一个同事说，我发现美国人为什么不打麻将了，因为他们搞不到一块去。其实美国人自有其寻找归属感的方式，那是我们无法理解的，就象美国人大概也无法理解我们在麻将中找到的归属感一样。
麻将似乎发明于清末民初，但不出数十年，其势已大大盖过了其他两种博奕活动——象棋和围棋。好像只要有四个以上中国人的地方，就能找到麻将，以至于胡适搬到了美国，他的太太江冬秀还常常和其他太太们一起打麻将，听夏志清说，胡适那时没有办公室，根本无法工作。胡适是个随和人，听说在台北临死前不久还在托人买房子，因为在教师宿舍打麻将影响学校学习。这大概是真的，因为我在现代作家里，只见到胡适对国民沉迷于麻将提出过呼吁，他还认真计算过全国人民用于麻将的时间，想是太太的麻将癖是他的心头之痛吧，他又不愿违拗太太。
象棋最常见的场面是一个黄昏的街角，两名老者对阵，周围一堆人指指点点。围棋最常见的是幽窗下，竹林边，或者竟在山间林下，从容而奕，指尖生凉，谓之“手谈”。象棋的棋子等级分明又正大光明，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虽兵不厌诈，但那诈都是“孙子兵法”上找得到的，是阳谋非阴谋。围棋的棋子无贵无贱，以气而生，以势而显，或以轻灵胜，或以质厚长，其变幻处有鬼神不测之机。象棋近儒，围棋似道，象棋寓人事，围棋蕴天机。
但象棋的人事却是儒的人事，其君仁臣良父慈子孝竟好似儒家想象中的《周礼》，围棋的天机更非常人所能参透。最接近中国人的生活的——注意是生活，中国人的文章和生活是两种文化——却是麻将。麻将让大多数中国人发现了属于自己的天地，属于自己的乐趣，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中国人天生适合麻将，麻将天生适合中国人。
有人说，围棋是最聪明的人玩的游戏，但最聪明的人玩起麻将大概也会力不从心。中国就是这样奇怪的国度，一个人不能因为极聪明就能成功，一个人成功的首要条件也不是聪明，而是会做人，有时甚至别的什么都不会而仅仅会做人就能获得成功。麻将就是这样奇怪的游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这里竟可以改成智者三虑，必有一失。你尽可以说麻将只是靠运气没有竞技性对抗性，但中国人自有中国人的逻辑：能让最聪明的人也无可奈何的游戏，难道不是最复杂的游戏吗。你不服气，那是你不懂麻将，不懂麻将所代表的中国人的“综合艺术”。外国人是不会明白的，用那套分析归纳演绎的逻辑根本看不懂中国。
实际上，做人就是一种综合艺术。西方人演戏归演戏，生活归生活，但中国人却合二为一，统称为做人。演戏的成分太少，我们称之为“不会做人”，是会被中国人瞧不起的，演戏的成分太多，称之为“太会做人”，也是会被中国人猜忌的。西方人工作归工作，家庭归家庭，工作关系和私人关系绝不混淆，在中国就没有那么麻烦，同是一个人，哪能分那么清呢？西方人在公共场所有礼貌，讲秩序，重形像，对人热情，但私人场所没有电话预约的话甚至不能进去，陌生人闯入可能会被开枪打死。这在中国人看来也有些不可思议，把私人情况瞒得那么紧，一定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麻将就是这种做人的综合艺术的一个反映，在麻将桌上，最重要的不是聪明到能算出多少步，而是根据不同情况灵活适应采取相应对策，亦即善做人。做人方面的长处在麻将桌上总会得到相应的好处，比如说根据牌型和桌面上已打出的牌制定对策，能成大牌则成大牌，不能成大牌则成小牌，不能成小牌则阻止别人成牌，比如察言观色以判断别人手中的牌。做人的弱点也会带来损失，比如性贪者过于追求大牌反连小牌也成不了，胆小者不敢成大牌只是广种薄收，优柔寡断者因举棋不定而错失良机。这些与其说是一门科学倒不如说是一门艺术，因为道理似乎很简单，但运用起来全要靠机缘和天分了。
说到机缘和天分，这大概是中国人做人方面的两大因素，也是麻将方面的两大因素吧。机缘其实就是运气，天分就是性格，亦即那种左右逢源的本领的领悟能力。中国人是乐观的，既然决定麻将输赢的因素有两个，也就给了中国人一个选择的空间，他赢了都是因为技术出色，他输了都是因为运气不好——他总是对的。哪怕麻将桌上的常败将军，也可以大谈他的成大牌经历，自我感觉良好。
西方人的桥牌讲求协作配合，公平竞争，中国人的麻将则要求盯着上家，防着下家，各自为政，但在某一方在做极大的牌时，另三家又可暂时联合起来。中国的人际关系在西方人看来是简直一团乱麻，但中国人自有分寸，他们从小就在进行着这方面的训练，他们一生都在做着这些事，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是唯一的长处。每个人都有需要的牌在别人手上，每个人手上都有别人需要的牌，说明中国人的命运多多少少掌握在别人手上，而每个中国人又多多少少握着别人的命运，所以命运为另一些人掌握也就不觉得很要紧了，乐观的中国人总能在掌握别人命运的过程中得到乐趣，哪怕那些人只是妇孺。西方人的平等是指每个人——最强大的和最弱小的——都有同样的机会，中国人的平等是指每个人都有他控制的对象。君控制臣，臣控制更小的臣，官控制民，民控制他的妻子，而他的妻子熬成婆之后就可以控制媳妇。司机可以暂时左右一下乘客的命运，医生可以怠慢一下病人，售票员可以暂停售票，甚至要饭的还可以在看不顺眼的地方吐上一口痰。赵太爷可以打王胡，王胡可以打阿Q，而阿Q还可以欺负小尼姑——乐观的中国人总能找到自己的乐趣。
老实说我极不喜欢这种游戏，我觉得如果我赢了不过是碰巧，如果我输了也怪不得技术，无论输赢，我都有给命运戏弄之感。所以我宁愿下围棋和象棋，如果我必须玩游戏的话。下围棋和象棋时，高手比低手有绝对的优势，聪明人比不聪明人有绝对优势，赢得光明磊落，输得明明白白，技术的进步是可以显而易见的。不过因为亲戚熟人十有八九乐于此道，他们到了一起很自然地就会开起了麻将，春节时候更是“岂可一日无此君”的。所以虽然一向“怕人推说病，避俗诡逃禅”，对于麻将桌是能逃则逃，能避则避，还是有几次迫于情面观战了好久。虽然从未实战过一盘，但观战几次，也渐渐悟出一些道理。“唐虞揖让三杯酒，汤武征伐一局棋”，可谓“虽小道，其义大焉”，中国人如此喜好麻将，实在不是一件偶然的事。
我想西方人大概永远也想不出麻将的魔力吧，中国人同化能力虽强大，但至少我没听说过外国人喜好麻将的。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根本就是两种文明，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一个星球上。所以我常常想，如果这个星球上没有西方文明或没有中国文明会怎么样。
如果没有中国文明，西方文明会照样发展。四大发明在中国是几个偶然事件，并非源于爱发明创造的风气，中国在宋代以前，还有不少其他的小发明后来传到了西方，对西方文明的演变有某种补充作用。但西方那些民族似乎是天生爱探索的民族，以牛顿那样的推理热情，以爱迪生做试验时百折不回，四大发明只是时间问题。西方文明无论物质还是精神都可以在不知道中国文明的情况下发展成今天这个样子，然后在世界大战中毁灭，或是走向灵魂拯救走向和平，然后向宇宙更深处迈进。
如果没有西方文明，中国还会一如既往地进行着。宋以后无发明，那是因为中国人想出防止少数人爱制造“奇巧淫技”的坏习惯的法子。刘慈欣在《西洋》中假设了郑和下西洋后进一步抵达西欧的情况，文章很是不错，但他大概并不很了解中国文化。他不知道中国文化有多顽固，除了西洋的大炮，什么东西也撼动不了它，实际上西洋的大炮也只是叫它震了震，一百年了，变得还是那样少。
如果没有西方文明，有人说也会缓慢地过渡到资本主义，我不知道那要多久，一千年够吗？实际上中国大概从来就没想到过要发明什么“奇巧淫技”，便是偶然出现了，也会让中国人骨子里排斥，中国人称之为“玩意儿”，那是舍本逐末的行为，是堕落的标志。宋代以前不过是中国文化还没定下来罢了。中国的商品经济——准确地说是官商勾结经济——发达到了一定程度，就会被改朝换代的战火尽数摧毁。
不过对于中国人，这也没什么不好。没有西方文明，中国文明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资本主义，他们理想中的社会是想象中的伏羲，黄帝，尧，舜，禹，汤。在一代代的“人心不古”的摇头叹息中，中国人照样可以过得很好，不知道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社会上的乱子可能还要少些。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虽然要打上不少仗，死上不少人，但总不会把地球分掉。田园牧歌式的经济也不会把环境搞坏，至于麻将，就是搓上一万年也搓不垮地球。
所以中国文明还会这样存在下去。中国人发明了阴、阳两个字，可以囊括天上地下一切现象（虽然在重分析的西方人看来这种囊括实在综合得过了分），这样也就一劳永逸地解决了宇宙观问题。中国人发明了干支纪年，六十年一甲子，正好与一乱一治的循环相映成趣，又可以在时间上避免了世纪末恐慌或末日审判一类的东西，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矣”。中国文明将一乱一治下去，麻将桌也可以一直摆下去，直到一万八千年后，小行星撞击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