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徽因与梁思成
梁启超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至关重要,在他身后学界便开始注意对其资料的收集。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丁文江为编《梁启超年谱长编》征得梁氏信札近万件,仅梁本人遗札即有两千余件。遗憾的是,最终入编《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的仅七百余封。后来陆续出版的《梁任公先生知交手札》、《康有为与保皇会》、《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康梁与保皇会──谭良在美国所藏资料汇编》等书中也收入不少梁启超书札。这些资料零碎观之虽难独成新见,但若相互关照印证,或可缀补史实,另辟蹊径。一条关键材料的出现,很可能会点活一批已知材料。《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无疑将为推进梁启超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开创新的境界。
梁启超书信中,家事占有很大篇幅。虽多琐碎,却也可见任公的精神与情怀。一封谈及梁思成、林徽因订婚之事的信函颇能说明问题。1927年秋冬间,梁启超因患病在津休养,特委托梁启勋在京主持梁思成、林徽因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