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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至清代的文人学者，一般都是把刘禹锡作为文学家来评论。近代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理论家章太炎，在谈到刘禹锡时，也只说唐代“持理”之文，“独刘柳论天为胜”，（卞孝萱、吴汝煜著《刘禹锡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8页）并未涉及他的哲学思想。“五四”以来有关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很少有提到刘、柳的。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逐渐改变。历史地看，刘禹锡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他的《天论》，在荀况“明天人之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基础上，提出了“天人交相胜”、“人诚务胜乎天”的新见解。他继承王充的气一元论唯物主义，阐述了万物“乘气而化”，“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的思想。关于万物不能“逃乎数”“越乎势”，“数”和“势”都是“附乎物而生”的看法，则反映出，在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和必然性问题上，他比前人有较深刻的认识，克服了王充、范缜偶然遭遇论的局限。他对“空”、“无”的唯物主义解释，更是中国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在天命论根源的分析，和关于人的特点的认识上，也比前人胜过一筹。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根据这个原则来评价刘禹锡，应当说，他对发展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是作出了重要贡献的，在一些问题上超过了荀况、王充和范缜。评价刘禹锡的哲学思想，不能不涉及他对佛教的态度。对佛教，刘禹锡的思想是矛盾的。他没有明言反佛，但从自发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他批评了佛教理论中，有关本体论的错误观点。他不赞成佛教“解空而离相，著空而嫉有”，说“不因相何以示觉，不由有何以悟无？”（《牛头山第一祖融大师新塔记》）对佛教宣扬的“三世”说，他也持否定态度。他说：“时而言，有初中后之分。日而言，有昨今明之称，身而言，有幼壮艾之期。乃至一聲款，一弹指，中际皆具，何必求三生以异身耶？”（《送鸿举师游江南序》，三生即三世）在刘禹锡看来，“三世”是虚无飘渺的东西，不值得追求。另一方面，刘禹锡又讲了不少赞美佛教和佛徒的话，就其内容说，主要是性善、因果报应等思想，如“佛以大悲救诸苦，广启因业”（《哀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高揭慧火，巧熔恶见。广疏便门，旁束邪径。”（《赠别君素上人并引》）这些无疑都是错误的。刘禹锡在谈到儒学和佛教的社会作用时说过，“儒以中道御群生”，“佛以大悲救诸苦”，其“成味也同德”，“致远也同功”；佛教是“阴助教化”，“革盗心于暝昧之间，泯爱缘于生死之际……生死之外，别有陶冶，刑政不及，曲为调柔。”（《袁州萍乡县杨歧山故广禅师碑》）这是说，佛教在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方面，有特殊的作用。刘禹锡事佛、佞佛正是地主阶级政治上的需要，在他思想中的反映。同时，刘禹锡接近的是佛教中的禅宗南宗，这派佛徒引儒入佛，改造佛教理论，主张人人都有成佛的本性，使之适应庶族地主，反对门阀世族特权的要求。这些大约就是刘禹锡事佛、佞佛的政治原因。刘禹锡怀才自恃，但一生仕途坎坷，屡受打击。地主阶级的社会地位，又使他看不到别的出路。于是他转向佛教寻找精神寄托，消磨意志。他自述接近佛教的原因说，“世间忧喜虽无定，释氏消磨尽有因。”（《秋斋独坐寄乐天兼呈吴方之大夫》）但是，我们却不能因此，就否认刘禹锡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因为他确实在中国哲学思想里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