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论社会安定则注重“调均”

“调均”的思想在先秦儒家那里便已提出，孔子曾经说过：“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认为只有“调均”才能使社会安定。但是，由于孔子“罕言天道”，因此他并未为其“调均”思想进行形而上的理论论证。道家创始人老子以“道”为宗，认为“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并对“人之道”中的“损不足以奉有余”逆“道”行为进行了猛烈批判。《黄帝四经》继承《老子》的思想，并从“道”生成万物的过程中“戴角者无上齿”——凡是有角作为武器的动物便没有齿这种武器的角度，进一步阐发了“道”有所取便有所予、有所予便有所取的“均平”思想。董仲舒针对西汉中叶时因为贵族官僚地主对人民的疯狂掠夺而造成的贫富悬殊、民不乐生的情况，重新提出了“调均”的政治方案。他认为只有通过“调均”才能使封建社会保持稳定，使封建社会长治久安。董仲舒说：“孔子曰：‘不患贫而患不均’。故有所积重，则有所空虚矣。大富则骄，大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今世弃其度制，而各从其欲。欲无所穷，而俗得自恣，其势无极。大人病不足于上，而小民羸瘠于下，则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是世之所以难治也。”那么，怎样才能“易治”呢？董仲舒认为唯一的办法就是“调均”：“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是以财不匮而上下相安，故易治也”。由此可见，董仲舒的“调均”思想的确是对孔丘“不患贫而患不均”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但是，与“罕言天道”的孔丘不同的是，董仲舒还为其“调均”思想进行了形而上的论证，认为其“人道”中的“调均”是由形而上的“天道”推演出来的。董仲舒以“天”取代道家的“道”，并与道家认为“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使“戴角者无上齿”一样，董仲舒也认为：“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由此出发，董仲舒对西汉中叶的那些“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的贵族和官僚“因乘富贵之资力......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而使百姓“日削月朘，寖以大穷”的情况进行了尖锐批评，并指出长此以往，将会出现“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者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这样，社会动乱的发生便不可避免了。为了改变这种经济状况，董仲舒认为必须采取调节贫富的措施。而调节贫富的具体措施又是什么呢？总的说来便是“古井田法虽难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塞并兼之路。盐铁皆归于民。去奴婢，除去杀之威。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概括起来就是三条：一条是制止豪族和官僚对土地的疯狂兼并；第二条是杜绝把奴婢当成私人财物而随意加以买卖与屠杀；第三条是让利于民。董仲舒希望通过采取这三条措施缓和阶级矛盾而使汉王朝长治久安，这在当时是有积极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