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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是中国文明从萌生走向繁荣昌盛的时代，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重要的研究价值。由于距今年代久远，夏商周三代翔实的信史并不多。春秋战国时期，上承三代神权政治，下启秦朝统一的中央集权，经历了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形态的转型等一系列社会巨变，在纷争动荡的历史时期，先秦诸子以自己的研究和思考为基础，提出了各自的政治路线，虽然观点各不相同，但是目的都在于提出一套治理国家的方案，“所谓百家言者，盖罔不归宿于政治”，“百家殊业，而皆务于治”。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先秦诸子是政治理论家，先秦诸子的争鸣实质上是在政治路线上的争鸣。各种思想都形成了一定的体系，这些体系对其后的诸多思想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和政治思维模式的基础。春秋中后期，社会正处于瓦解阶段，新兴的封建制由萌芽逐步发展，进而取代没落腐朽的奴隶制。在社会的这一过渡时期中，战争频繁，先秦兵家的出现，适应了春秋中后期封建制取代奴隶制的激烈斗争的需要。军事方面的智谋之士，总结经验教训，研究制胜规律，这一类学者，称之为兵家，兵家分为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家。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兵家》中说到“阴阳、技巧之书，今已尽亡。权谋、形势之书，亦所存无凡。大约兵阴阳家言，当有关天时，亦必涉迷信。兵技巧家言，最切实用。然今古异宜，故不传于后。兵形势之言，亦今古不同。惟其理多相通，故其存在，仍多后人所能解。至兵权谋，则专论用兵之理，凡无今古之异。兵家言之可考见古代学术思想者，断推此家矣。”兵家主要代表有孙武、吴起、孙膑、尉缭等。他们的著作留传下来的有《孙子兵法》、《吴起》、《孙膑兵法》、《尉缭子》等。这些著作均是当时战争和治兵经验的总结，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战略战术原则，包含有丰富的军事辩证法思想以及治兵作战的哲理。先秦兵家思想是我国古代灿烂的思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历代军事家对战争决策、指挥、统筹及其规律方面的理性认识的总和。中国古代兵家管理思想，包括若干科学的管理观点，它既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国际关系等各种客观因素作为决定胜负的条件，并把它们看成是相互关联的管理决策的统一整体，同时又把战争主观指导，即主体的决策、指挥、组织、运筹等军事理素质（所谓的“将能 ”、“将才”）作为一项基本因素，并由此而引出争取战争胜利的一系列战法。在列国纷争的时代背景下，“治”与“兵”是当时的两大重要议题，国家的兴衰治理与军事准备、军事斗争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韩非子《五蠹》中说：“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时代大势决定了人们对政治和军事的普遍关注，“境内之民皆言治”，兵家也不例外，兵家有自己独特的的角度和视阈。与时事的密切结合，也推动了兵家成为当时的显学之一，在谈到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或者治国思想时，不应该忽视兵家的经国治军思想。对于先秦兵家的治国思想，应该承认它是经军治国的重要性，对古代治国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也要看到兵家的出发点是军事，他们的政治、经济、伦理等方面的主张归根结底也都是为了军事服务。在战乱时期，军事对整个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但军事并不是政治生活的全部，尤其在和平时期不可能完全用战时的原则来治理国家。出发点和关注点不同，兵家对其它领域的政策和思想所涉及的广度和深度与专门谈政治的思想家、政治家相比存在一定差异，即使是优秀的军事家，如孙武、孙膑等，对政治的影响也是有限的。先秦兵家的治国思想是深深植根于当时的历史环境的，在军事地位非常突出的时代，兵家将治军与治国紧密结合，顺应了时代要求，才使兵家思想的价值凸现出来。先秦兵家思想切合具体实战、实用的旨趣，这与中国古代治国思想的核心精神是相合的，也决定了兵家思想对于经军治国的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