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远古时代就注意观察天象,通过对日月星辰运行的观测,形成了古天文学,用于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史记·天官书》记载:“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苌弘;于宋,子韦;郑则裨灶;在齐,甘公;楚,唐昧;赵,尹皋;魏,石申。”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科学水平低下,人们对一些罕见的天象如日食、月食、彗星等作不出科学的解释,因而认为各种天象是天帝意志的表现。《汉书·艺文志》说:“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这就把观察天象看作是一种占星术了。占星术在尊天神学和谶纬迷信十分盛行的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特别流行。在西汉末年和东汉初年出现的大量谶纬图书中,就有不少是记载星象占验的。如西汉成帝河平元年(公元前 28年)三月,太阳有黑子,即“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京房《易传》以为“祭天不顺兹谓逆,厥异日赤,其中黑。”什么是日食呢?京房《易传》说:“下侵上则日食。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就是一个星象占验家。他在《灾异对》说:“人君妒贤嫉能,臣下谋上,则日食。”刘安的《淮南子》也说:“君失其行,日薄食无光。”什么是月食呢?董仲舒《灾异对》说:“臣行刑罚,执法不得其中,怨气盛,并及良善,是月食。”汉武帝把太一作为至尊的天帝神,认为天极星(北极星)是太一神居住的地方,它旁边的三星是“三公”(太尉、司徒、司空),后勾四星包括“正妃”和“三宫”,而周围的十二颗星是守卫宫廷的“藩臣”。据说,如果这个星区出现怪变星象(如流星,彗星),朝廷就会发生变乱。为了让汉室长治久治,汉武帝及其他皇帝均举行隆重的郊礼,亲自祭拜太一神。对于彗星的出现,人们是惊恐万分的。据汉代谶纬书《春秋运斗枢》说:彗星如出在东方,则“将军谋王”;出在南方,则“天下兵起”;出在西方,则“羌胡叛中国”;出在北方,则“夷狄”内侵。据《春秋》载,鲁文公十四年(公元前 613年)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对这次彗星的出现,董仲舒解释说:“孛者,恶之所生也。谓之孛者,言孛之有所妨蔽,暗乱不明之貌也。北斗,大国象。后齐、宋、鲁、莒、晋皆杀君”。刘向则是这样解释的:“君臣乱于朝,政令亏于外,则上浊三光之精,五星赢缩,变色逆行,甚则为孛。北斗,人君象,孛星,乱臣矣,篡杀之表也。《星传》曰:‘魁者,贵人之牢。’又曰:‘孛星见北斗中,大臣诸侯有受诛者……夫彗星较然在北斗中,天之视人显矣,史之有占明矣,时君终不改寤,是后,宋、鲁、莒、晋、郑、陈六国咸杀其君,齐再弑焉”。当时占星家把彗星的出现看作是上天对国君的警告,若国君不悬崖勒马,痛改前非,就会国破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