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上距孔子一百多年,他不仅“温故而知新”,并且发挥创见,“深造之以道”,领悟得既正确又深刻,还能接着表达孔子思想在各方面的应用,使儒家形成完备的哲学体系。
司马迁说他读到《孟子》第一篇的第一段话,亦即梁惠王问孟子“何以利吾国”,他就“废书而叹”。我与他正好相反,不但不把书本阖起,反而急着想知道孟子如何 回答。接着,我的感受是惊喜连连,因为孟子的辩才无懈可击,他的思想更是精微深刻,而辩才与思想结合起来所产生的气势,则为古今罕见。
首先,孟子与当时手握大权的诸侯见面时,当然明白这些诸侯想要的是什么,是富国强兵,是称霸天下。然而,他所提供的却是仁政。一个人怎能“对牛弹琴”而仍然 充满自信呢?这就有赖于口才了。孟子的口才来自丰富的学识与人生经历。他随口引述《诗经》与《书经》,显示出超强的记忆力。因为这些资料是大家都接受的古 代经典,所以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光是背诵不算什么,他还能灵活运用,把古典引入现实处境,让诸侯无言以对,只能茫茫然地点头认可。
孟子的仁政并非纯属理论,而是要从经济政策着手。对农业社会而言,百姓只要平安度日,得以养生送死无憾,然后加以适当的教育,提升人伦秩序的水平,国家自然 上轨道。要推行仁政,国君必须减轻赋税,照顾百姓,或者就抓紧四个字:与民偕乐。君民同心,天下怎能不治?孟子反复说明如何进行经济改革,但是并未引起诸 侯的共鸣。因为若要与民偕乐,则诸侯首先就得放弃“作威作福”的各种特权,还须克制“好色、好勇、好货”的无穷欲望,然后再经常听取孟子的教训。
孟子的教训其实很好听,因为十分生动。他实在喜欢说话,往往是国君提出一个问题,他就引申发挥为一篇演讲,让国君上了一课。孟子除了善于引述经典与史实之 外,还有创造格言的超凡能力。耳熟能详的就有“守望相助”、“出尔反尔”、“缘木求鱼”、“左右逢源”、“操危虑患”、“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等。至于较 长的句子更是所在多有,譬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但是,孟子光是以辩才取胜的吗?当然不是,他主要是靠圆熟的思想体系。他为什么再三强调“仁者无敌”?因为百姓归向仁者,是出于无法遏阻的天性。那么,人的 天性是什么?他在与国君以外的学者辩论时,才有机会讲明其中的道理。不过,自古以来,大多数人都被《孟子·滕文公篇》的第一句话误导了。那就是“孟子道性 善,言必称尧舜”。先看“言必称尧舜”,这里的“必”字当然是过于夸张了。事实上,孟子讨论人性的几个段落,并未特别提及尧舜。然后,他所道的“性善”, 是人性“本”善吗?这是个更大的问题了。
孟子所说的是:人心有四端,从这四端引发、充扩、实践之后,才有“仁、义、礼、智”这四种确定的“善”出现。因此,他一再使用“火之始然,泉之始达”,“水 无有不下”等比喻来描写人性,意思是要肯定:人性是一种动态的力量。人只要真诚自觉(思则得之),立即会发现行善的力量由内而发,要求自己行善。我称此一 说法为“人性向善”。把握这一点,才能明白孟子谈修养、谈养气、谈知言、谈政治经济、谈治国平天下的一切理论。确立了这一点,人生重心立即由外转向内,人 生价值也随着主体而确立,但是孟子并不因此而忽略“天”。人生快乐自然不待外求,孟子清楚地说:“反身而诚,乐莫大焉。”